“‘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把‘兩彈一星’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使之變成不可限量的物質創造力。”

——習近平

驚天動地的壯歌

■彭繼超

一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史冊中，“兩彈一星”是極其輝煌的一頁。

上世紀50年代，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百廢待舉。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毅然作出發展原子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

新中國一聲召喚，海內外的中華兒女滿腔熱情地投身祖國建設事業。著名物理學家趙忠堯，在歸國途中被駐日美軍關進監獄，在祖國人民和世界科學界的聲援下，才恢復自由。著名物理學家彭桓武在英國留學10年，獲得兩個博士學位，是第一個在英國取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有人問他為什么回國，他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要理由。”1950年，鄧稼先用不足兩年時間獲得了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并在畢業后的第9天就登上了回國的郵輪，抱著“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一定回來”的初心，回到國內，加入了中國核事業。從英國愛丁堡大學歸來的程開甲教授，在天山深處核試驗基地的“干打壘”平房中，默默無聞地生活了近20年。他說：“如果我不回來，絕不可能像現在這么幸福，因為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聯系著。”1955年10月，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錢學森從美國回到祖國；1956年2月，按照周總理要求，錢學森起草了發展我國導彈事業的意見書。

黨中央一聲令下，數以十萬計的工程兵、鐵道兵部隊和建筑工人隊伍從四面八方開進，形成繼解放大西北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集結，開始了導彈、原子彈研制試驗基地和工業企業建設的巨大工程。一批批從炮火硝煙中沖殺過來的中國軍人，帶著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走向工廠、礦山，走進科研院所，踏上向國防現代化進軍的新征途。核試驗基地第一任司令員是張蘊鈺。這位參加過上甘嶺戰役的將軍面對新的光榮使命，激動地說：“上幾代的愛國者已經捐軀，處于當代的我們能為祖國的現代化效力該是多么幸福呀！將鮮紅的熱血涂在印版上，印出光燦的國史，有此際遇何志不酬呢？”

我國導彈、原子彈的研制，最初得到過蘇聯的技術援助。可是，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要撤回在華工作的全部專家。短短1個多月時間，1300多名專家撤走了，一些重大科研項目半途停頓，一些廠礦停工停產，一些正在建設的工程被迫下馬。

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動搖奮發圖強的壯志和雄心，站立起來的中華民族依然直挺著不屈的脊梁，艱難而堅定地走著自己的路。很快，我國自己制造的被稱作“爭氣彈”的導彈“東風一號”騰空而起，準確命中目標。聶榮臻元帥激動地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60年，我國登山健兒將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給在艱難中前行的中國人民帶來極大振奮。周恩來總理說：我們在尖端技術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瑪峰那樣前進。1961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大批專家和科技骨干，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從全國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試驗的第一線。他們“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把自己的熱血和智慧奉獻給為國爭光的壯麗事業。

以錢三強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在那幾年先后為“兩彈一星”事業輸送技術人才900多人。錢三強說：“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了，尊嚴和骨氣再也不是埋在地層深處的礦物。”當組織上決定讓王淦昌參加原子彈研制工作時，王淦昌斬釘截鐵地說：“我愿以身許國。”從此，這位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的著名科學家化名王京，成為攻關隊伍中的一名技術帶頭人。錢三強同參加研究用氣體擴散法分離鈾同位素的王承書談話時問：“你愿意隱姓埋名一輩子嗎？”這位從海外歸來的女科學家堅定地回答：“我愿意！”著名科學家郭永懷，在美國留學時始終拒絕參加機密工作，而在祖國需要的時候，他卻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原子彈研制的秘密工程。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因飛機失事而犧牲。在那無情的烈火中，他仍然緊緊抱著那個裝有核武器資料的皮包。正在莫斯科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呂敏、何祚庥等20多名中國專家，得知蘇聯撤走專家的消息，立即奮筆請纓，他們表示：作為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科學家，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

封存在倉庫中的幾十麻袋計算草稿，是鄧稼先率領的理論設計隊伍艱苦攻關的記錄。當年他們最先進的運算工具，就是兩架每秒300次“烏拉爾”計算機，許多數據還要靠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盤來計算。就是靠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他們夜以繼日，完成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當時正值我國連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再加上帝國主義封鎖，國民經濟出現了空前困難。在青海高原、在大漠深處，科技人員和戰士、職工一起開荒種地，打駱駝草籽，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基地建設。他們咬緊牙關，用心血、用汗水、用雙手、用肩膀、用因饑餓而熱量不足的血肉之軀推動著共和國核武器事業前進的車輪。

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創造力，又一次在最危難的關頭閃耀出最燦爛的光彩。極度困難的年代，也是實驗室燈光明亮的年代；忍受饑餓的年代，也是創業者歌聲嘹亮的年代。人們稱譽這是“兩彈一星”創業史上的黃金時代。

習主席在武漢烽火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考察時指出，過去在外部封鎖下，我們自力更生，勒緊褲腰帶、咬緊牙關創造了“兩彈一星”，這是因為我們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

二

1962年10月30日，時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羅瑞卿向中央呈送《關于成立專門委員會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的報告》，明確提出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目標。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事。”11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的15人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成員包括7名副總理、7名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從中央專委成立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之前的這段時間內，中央專委共召開了9次會議，討論解決了100多個重大問題。圍繞第一顆原子彈的攻關項目，國家26個部委和20個省市自治區的900多家工廠、院校、科研單位，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會戰，為原子彈的制造和試驗研制出10萬多種專用儀器、設備和原材料。

核測試隊伍在程開甲、董壽莘等專家的率領下，同軍內外有關單位密切協作，在短短兩年內研制出1000多臺/套核試驗控制、測試、取樣的儀器設備，取得了從無到有的開創性突破，建立了力學、光學、核測量、放射化學、核電磁脈沖等基本測試手段，為首次核試驗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正當中國一步步邁進核門檻的時候，1963年7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草簽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企圖綁住中國人民的手腳。赫魯曉夫斷言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對此，中國政府嚴正聲明：“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彈，中國人民也不會向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低頭，也不會在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面前下跪。”

1964年春，托舉原子彈的百米鐵塔在羅布泊拔地而起，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全面展開。一時間，試驗大軍云集，帳篷連營，大西北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個國家民族精神的縮影。參加我國第一次核試驗的5058名參試人員來自解放軍、公安部、中國科學院等26個單位；33000多噸器材、物資從祖國四面八方運往場區，共動用火車皮1116節、汽車1270臺……

為了核試驗，5000多名工程兵日夜拼搏。盛夏，地表溫度達50多攝氏度，他們堅持作業；嚴冬，氣溫降至零下30多攝氏度，他們照常施工。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他們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項特種工程。執行安全防護保障任務的防化兵，頭戴防毒面具，身穿膠質防護衣，全副武裝在戈壁灘上堅持天天訓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為了嚴防無關人員誤入試驗禁區，保證群眾的絕對安全，基地的7名警衛戰士沿著羅布泊最荒涼的地帶徒步巡邏了4000多公里，在半年中每人穿爛了7雙鞋。

“我們戰斗在戈壁灘上，不怕困難不畏強梁，任憑天公多變幻，哪怕風暴沙石揚，頭頂烈日明月作營帳，饑餐沙礫飯，笑談渴飲苦水漿……”核試驗總指揮張愛萍將軍親自創作的這首歌詞，是當時艱苦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參試部隊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

在中國原子彈即將問世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有人鼓吹要摧毀中國的核設施。

針對這種尖銳復雜的形勢，1964年9月2日，周恩來向毛主席匯報了關于原子彈爆炸早響和晚響的兩個方案。毛主席果斷指出：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周總理感慨地說：“我們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學技術高峰，這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都是有人懷疑的。但是，隨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現在是應該掃清一切自卑感的時候了。”

對核武器發展問題，毛主席說，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彈時，錢三強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組織黃祖洽、于敏等30多名年輕科技人員開始氫彈的理論研究。1963年，在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完成后，兩支理論設計隊伍會合在核武器研究所，迅速投入氫彈研制。

1965年9月，從未出國留學、被人稱譽為“國產專家一號”的于敏帶領一批科研人員在中國科學院華東計算機研究所連續奮戰了3個多月，終于發現了氫彈實現自持聚變反應的關鍵物理因素和方法。于敏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他當即用暗語給鄧稼先打電話：“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20分，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羅布泊上空同時升起了兩顆太陽。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我國僅用了2年零8個月就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這兩個發展階段的跨越。我國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同美國1030次、蘇聯715次、法國204次相比，我國核試驗次數是最少的。

1996年7月29日，中國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

這一天，我國政府莊嚴宣布：“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試驗起，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現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衛力量。”

三

中國有了原子彈之后，美國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曾預言，中國5年內不會有運載工具。還有的西方記者說中國是“有彈沒槍”。但是美國人又一次低估了中華民族的能力，他們絕沒有想到，中國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的1964年6月，就已經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彈道導彈。

1966年3月，中央專委批準進行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飛行試驗。

這次試驗，從巴丹吉林沙漠發射，彈著區設在羅布泊。周總理反復強調，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證沒有問題才行。1966年10月，毛主席、周總理委派聶榮臻元帥前往現場主持這次試驗。導彈發射前，試驗空域飛機停飛，蘭新鐵路停運，1萬多名居民臨時疏散到安全地區，以防萬一。

1966年10月27日9時，“東風二號”核導彈點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彈頭在距發射場894公里之外的羅布泊彈著區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兩彈”結合飛行試驗成功，標志著中國有了可用于實戰的核導彈。這一年，我國組建了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

此后，我國的戰略核導彈，從中近程發展到遠程，從液體燃料發展到固體燃料，從陸上發展到水下，從固定陣地發射發展到隱蔽機動發射，相繼研制成功多種型號、不同射程的戰略導彈武器系統，并陸續裝備部隊。

1965年5月，中央專委批準了國防科委《關于研制發射人造衛星的方案報告》，計劃于1970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目標概括為四句話：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外形定為72面體的球形；運載火箭命名為“長征一號”，第一、二級選用正在研制中的中遠程導彈“東風四號”，第三級采用新研制的固體火箭。參加研究、設計、生產、試驗的單位達5000多個。

1970年4月1日，載有“長征一號”火箭和“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專列，經過4天4夜的秘密旅程，開到了酒泉衛星發射基地。第一顆衛星發射時，動用了全國60%的通信線路，僅保衛線路的群眾就達60萬人；在長達上萬公里的線路上，每一根電線桿下都有晝夜執勤的民兵。

所有準備工作就緒后，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衛星上天前的最后一次匯報。人們至今記得，年過古稀的周總理和科技人員一起趴在地毯上觀看圖紙，他特意囑咐將非洲一些國家的首都寫在衛星軌道預報方案中，讓這些國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國的衛星。

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茫茫太空響起了“東方紅”樂曲。

我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后，世界第5個發射衛星的國家。從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到2021年，我國已有8種長征系列運載火箭進行了300多次航天發射；已有包括“風云氣象衛星”“北斗導航衛星”“高分辨率對地觀測衛星系統”“海洋系列衛星”“資源系列衛星”“實踐系列衛星”等型號、“對地觀測、通信廣播、導航、科學技術試驗”四大系列在軌運行的200多顆衛星。

“兩彈一星”的偉大實踐，培養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較高水平和優良作風的科研隊伍，促進了國家科技進步和現代工業的發展，增強了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為我國經濟建設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兩彈一星”的巨大成就，是中國人民挺直脊梁站起來的重要標志，書寫了中華民族振興史上的輝煌篇章，對中華民族在當代世界的前途和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深遠影響。

在嘔心瀝血的奮斗中，一批老一輩科學家和將帥獻出了畢生的精力，將無悔的人生凝固成一尊尊永恒的雕像。在舍生忘我的拼搏中，許多科技人員、工人和士兵犧牲了年輕的生命。大漠中的一片凈土，成了他們永久的宿營地。成千上萬的奉獻者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默默無聞地奮戰在自己的崗位上，這些無名英雄和載入史冊的功勛們同樣光彩。正是他們的艱苦奮斗，托舉著祖國的和平盾牌。

偉大的事業，產生偉大的精神。“兩彈一星”事業凝鑄一種崇高的精神，這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

習主席在看望“兩彈一星”元勛孫家棟時說：“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兩彈一星”精神源于歷史，更屬于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肩負新的使命任務，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兩彈一星”精神在今天顯得更加珍貴、更加重要。“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的精神，是創新的精神，是奮斗的精神，是上進的精神。她不僅是保存文物的博物館和供人瞻仰的紀念碑，不僅是壯麗的景觀和精辟的詞句，她是奔騰不息的河流、延綿不息的血脈、永遠燃燒的火炬；她需要繼承和發揚，需要不斷注入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