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夢，在新時代的“大課堂”里

——記矢志強軍的海軍航空大學某基地艦載機飛行教官群體

■解放軍報記者 魏兵 錢曉虎 特約記者 李唐 通訊員 楊皓

海軍航空大學某基地艦載機飛行教官群體。新華社發

天邊傳來轟鳴聲，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駕馭殲-15戰機出現在預定空域。航空塔臺內，一雙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緊盯著屏幕上不斷跳動的參數。

近了，更近了！航母敞開了寬廣的“胸膛”，隨時準備迎接與“雛鷹”的第一次擁抱。此刻，在場的官兵都屏住了呼吸。

隨著一聲拉動弓弦般的脆響，艦載機的兩個后輪“拍”在甲板上，機腹后方的尾鉤精準地鉤住了攔阻索，戰機掀起的氣流，猛然涌向兩側，激起了一縷青煙，一個象征勝利的巨大“V”字出現在甲板上。

掌聲和歡呼聲瞬間激活了所有人緊繃的神經，一顆顆揪著的心一下子舒展開來。

迎著寒冷的海風，中國海軍新一批艦載機飛行員通過航母著艦資質認證，創下了單批認證人數最多的新紀錄。

此刻，教官、學員緊緊相擁，站在這片與他們共同見證了使命、見證了夢想的甲板上。

在壯志凌云的學員眼中，星辰大海之間的坐標，勾勒出一個時代的“大課堂”。

在歷經風雨的教官看來，他們的每一次轉型、跨界、重塑，均是時代的“大手筆”。

時代的風生水起，帶給中國軍隊更多意想不到的“饋贈”。從“1”到“N”的量變積累，從“飛”到“戰”的質變躍升……作為航母力量建設的核心環節之一，海軍航空大學某基地肩負改革之重，艦載機飛行教官群體為戰育人、敢于擔當，打造出艦載機飛行人才培養的“中國樣本”。

逐夢海天，矢志強軍，他們奮飛在新時代的“大課堂”里……

新痕·舊痕

“航母艦載機事業，靠一個人不行，靠一代人也不行。時代早已教會了我們如何選擇”

“雛鷹”的航跡，仿佛繪出一個“鏡中的我”。教官王勇眼眶一熱。他，忘不了自己第一次駕機著艦的那一刻，更忘不了中國艦載機飛行員第一次駕機著艦的那一刻——

2012年11月23日，王勇的飛行教官、“航母戰斗機英雄試飛員”戴明盟一著驚海天，以一道完美的弧線，定格了中國海軍“航母時代”的鏡像。

“可你知道嗎？著艦時，戴明盟已經40多歲了……”

從一個人到一群人，從40多歲到20多歲，艦載機飛行人才培養的歷史性突破，飽含著飛行教官們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航母艦載機事業，靠一個人不行，靠一代人也不行。時代早已教會了我們如何選擇。”王勇意味深長地說。

我國在艦載機飛行人才培養體系方面完全是從零開始。通過初級階段“量的積累”摸索出的方法，是不是適合更多的后來人？如何用最少的代價辦最多的事情，獲得最大的效益？

這意味著，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每個培養班次都是在提供標準和方法，一代代艦載機飛行教官都要承擔這種探索和選擇。

一次訓練，教官楊勇進行戰術機動時，屏顯系統突發故障，飛行高度、速度、姿態等重要參數信息都無法顯示。

緊急返場，在旁人看來，擺在楊勇面前的選擇只有兩種：一是像陸基戰斗機一樣“正區”著陸，這樣最安全；二是仍然實施“反區”著陸，但為了安全，應該選擇更合適的著陸位置。

然而，楊勇作出了第三種選擇：著艦應該怎么飛就怎么飛！

本是“刀尖起舞”，何況“蒙眼”飛行，這個選擇讓現場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事后，楊勇道出內心真實的想法：“海上作戰，任何情況都可能遇到。這次特情，是摸索提升著艦技術的好機會，也正好給學員們探探路。”

“5、4、3……”回到驚魂時刻，楊勇憑著過人膽識、過硬本領，與LSO（艦載機著艦指揮官）密切配合，在“黑區”精準觸地。漆黑的輪胎擦痕，記錄下這一次完美的著陸。

如今凝視這片“黑區”，一道道擦痕新舊疊加，早已分辨不出哪一道是當時留下的。

而在楊勇看來，這片“黑區”投射著艦載機飛行教官的“精神疆域”——無論這一落多么驚險、意義幾何，都不過是一道尋常的擦痕。而每一次對前路的探索，無數個熱血的選擇就藏在這一道道擦痕里。

未知·應知

“盡管道路漫長，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付出，但我們不能滿足于做趕路者，還要勇敢去做領跑者”

漸次亮起的艦面燈光，記錄下飛行員突破夜間起降難關的歷史時刻。

首個升空的身影，是基地司令員孫寶嵩。緊隨其后的，則是王勇。

這是打仗的序列。他們面前，是艦載機飛行員在夜間嘗試的一條著艦新航線。

“一片漆黑，除了座艙儀表，什么也看不見。”孫寶嵩告訴記者，海空難辨，極易產生錯覺，對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尤其是著艦前的那段時間，飛行員在一個很低的高度，以很低的速度操縱飛機，卻看不見航母，也看不見海面，“看不見是最令人恐懼的”。

“最后一段反而簡單了。”孫寶嵩解釋說，“看到航母了，你馬上能虛擬出一個世界，航母在那兒，下面是海，上面是天。只要確保精確的操控，就能將艦載機降落在航母上。”

盡管他描述得云淡風輕，但不可否認，夜間著艦是國際公認的危險課目。

幾個月后，孫寶嵩、王勇帶領首批飛行教官順利取得夜間航母起降資質認證，標志著海軍航空大學具備了晝夜間全時域教學能力，我國艦載機事業向前邁出一大步。

從成功著艦的一落驚海天，到常態起落的海天往復間；從改裝模式到生長模式、從探索上艦到常態上艦……許多未知的風險和挑戰，就像水下的冰山逐漸浮出水面。

“盡管道路漫長，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付出，但我們不能滿足于做趕路者，還要勇敢去做領跑者。”孫寶嵩談了自己的認識——

戰斗力生成，通常基于前期條件進行，表現為單循環的順時性發展，但也容易陷入“落后－發展－再落后”的被動局面。最好的辦法，就是基于未來作戰需求設計牽引訓練，由順時性發展轉為共時性發展，在同一時段內干幾個時段的事，在主動設計、主動求變中實現跨越。

教官羅胡立丹細心地發現，飛行員在執行一些指令時，普遍存在短暫的遲疑。

“指令冗長，不利于飛行員及時作出反應，能不能精簡指令，建立一套更加符合漢語習慣的指揮術語？”羅胡立丹的這一想法，起初并沒有多少人在意。

“漢語博大精深，一個詞甚至有幾十個意思。在未來實戰中，當我們要琢磨某個詞究竟是啥意思的時候，錯失良好的戰機就會成為大概率事件。”羅胡立丹說，其實，我軍為了避免“誤聽”，在實戰中也有很多創造性做法。比如，1、7、0三個容易混聽的數字，不說是“壹、柒、零”，而說是“幺、拐、洞”。作戰講求精準，要從“有話好好說”開始。

“今天要做好今天該做的事，也要努力去做明天該做的事。”在兩個多月時間里，羅胡立丹帶領團隊連續攻關，一條指令一條指令地修改，一遍又一遍地模擬指揮、一次又一次地征求意見，最終形成了一套精簡高效的指揮術語體系。

作家博爾赫斯說，我們有兩種看待時間大河的方式：一種是從過去，時間不知不覺地穿過此刻的我們，流向未來；還有一種比較猛烈，它迎面而來，從未來，你眼睜睜看著它穿過我們，消失于過去。

從現實方位到未來擘畫，艦載機飛行教官們有一種獨特的“清醒”。

那年，楊勇受命參與艦上最大起飛重量試飛任務。根據計劃，他需要試飛不同載重的戰機。

當楊勇駕駛中段載重的戰機起飛后，明顯感到戰機迎角比預先設定參考值大。飛行一結束，他判讀參數后發現，已經接近該型機最大安全迎角。

如果繼續增加載重，飛出艦艏后的迎角會更加明顯，勢必危及飛行安全。“性能到此為止了嗎？”

“能不能在戰機飛出艦艏后立刻推桿抑制機頭上揚，從而把迎角控制在安全范圍內？”楊勇將目光放到了平時研究的飛行方法上。

楊勇的想法讓陷入僵局的任務重現曙光，最終成功標定艦上最大起飛重量，為全面掌握戰機操縱性能積累了寶貴經驗。

孫寶嵩將這歸結為艦載機飛行員“對未知的熱愛，對應知的執著”。而這些，恰是“拓荒者”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去做事，把時間填滿吧！”下一個起飛時刻，他們初心依舊，激情依舊。

有我·忘我

“這個時代里，不缺用身軀去鋪路的人。盡管路途艱難又布滿風險，但奮斗者并不孤獨”

這是一道不期而遇的考題——

剛飛離航母甲板，上級命令任務時間推遲數十分鐘，機艙里的王勇陷入兩難。

是在空中待戰，還是申請著艦重新起飛？空中待戰可能會導致返場油量不足，重新起飛又可能錯過進攻的關鍵節點。

每一秒都變得沉重起來，“兩個可能”在大腦里快速進行解算。通過計算任務時間和油量，王勇大膽判定可以空中待戰。

戰斗打響，王勇贏得主動，占盡先機。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當王勇駕機降落時，飛機所剩油量已逼近極限。如果估算和操控稍有偏差，后果不堪設想。

精準是艦載機飛行員的行動“鐵律”。這精準，不單是著艦時對“黑區”的精準把握，更是對戰機狀態和任務形勢的精準認識。

艦載飛行操縱方式不同于普通飛行，想掌握精準沒有任何捷徑，每一項“日常”都要以極為苛刻的標準來完成。

晚2分鐘行不行——一次戰術訓練，受逆風影響，一名學員比預定時間晚2分鐘到達點位，受到羅胡立丹的嚴厲批評：“貽誤戰機1秒鐘，都可能遭到毀滅性打擊。”

誤差1米行不行——一次模擬著艦，一名學員因高度保持上誤差了1米，被王勇打出低分：“標準300米就是300米，絕對不能是301米或299米。”

駕駛十幾米長的龐然大物精準平穩地在航母上起降，需要飛行員日復一日地不斷雕琢技藝，精益求精。

只有我們這樣嚴苛嗎？飛行教官艾群有自己的見解。

一次著艦訓練，多架戰機空中列隊。前一架次著艦后，攔阻索因受損必須更換。后續戰機是否需要“暫停”等待？沒想到，艦面操作員發出確定信號：繼續進行，按時著艦。

“那是疾風閃電般的著艦間隔。艦面戰友就在我們認為似乎不可能的時間里，快速精準地更換攔阻索，確保戰機依次著艦。嚴絲合縫，一點都沒卡！”這讓艾群感慨萬千，“航母事業是個‘巨系統’，每個戰位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在各個戰位運轉的大體系中，精準是基本素養。”

艦載機飛行員被稱為“刀尖上的舞者”。在“刀尖上起舞”的又何止是飛行員。艦載機在離艦的瞬間，一旦偏離跑道，高達上千攝氏度的巨大尾噴，就可能流掃到旁邊的起飛助理……

舍我其誰的膽氣，是面對高危事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無畏，是“刀尖上”不離不棄地守望與升騰。

“這個時代里，不缺用身軀去鋪路的人。盡管路途艱難又布滿風險，但奮斗者并不孤獨。”王勇講起一個故事。

一次特情課目訓練，飛行教官丁陽駕機在高空按指令“單發關車”，等待飛機達到邊界狀態。

取得預期效果后，指揮員下達重啟指令，但監控畫面中啟動信號燈并未點亮。

1秒、2秒、3秒……戰機在空中晚啟動1秒，風險就會成倍增長。

時間仿佛在這一刻靜止，塔臺陷入一片寂靜，只見屏幕上的參數不斷刷新。

座艙里，丁陽的神經同樣緊繃，他一邊觀察儀表參數，一邊控制飛機姿態。手指放在重啟按鈕上，卻遲遲不肯按下。

邊界值越來越近……他懸著的手指終于按了下去。

“啟動成功，轉速、溫度正常！”接到丁陽的報告，在場所有人為之振奮。一項新的極限數據被記錄下來。

駕機著陸后，大家以為當時是通訊出現了故障，丁陽卻坦言：“晚幾秒鐘作出響應，是我自己想驗證飛機的真實極限。我多擔一分風險，帶教時就多一分經驗，打仗時就多一分勝算。”

這條硬漢，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高強度的飛行，讓他患有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一次飛行結束，他差點爬不出座艙……

為啥這么拼？丁陽說，自己忘不了張超。“在航母事業的征途上干得越久，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帶來的情感沖擊。我有幸和他共處一個時代，一個能夠把數代人用生命凝聚的夢想變為現實的時代，并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能如此幸運。”

強軍有我，強軍忘我。此刻海風漸起，又一批年輕的飛行員成功駕機著艦。

“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對于逐夢海天的艦載機飛行員來說，他們從辛棄疾詞作中讀出了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情懷。